蔡邕因董卓事，下狱死，年六十一（132—192)。

《后汉书•蔡邕列传》卷六十下：“及卓被诛，邕在司徒王允坐，殊不意言之而叹，有动于色。允勃然叱之曰：‘董卓国之大贼，几倾汉室。君为王臣，所宜同忿。而怀其私遇，以亡大节！今天诛有罪，而反相伤痛，岂不共为逆哉?’即收付廷尉治罪。邕陈辞谢，乞黥首刖足，继成《汉史》。士大夫多矜救之，不能得。太尉马日磾驰往谓允曰：‘伯喈旷世逸才，多识汉事，当续成后史，为一代大典。且忠孝素著，而所坐无名，诛之无乃失人望乎?’允曰：‘昔武帝不杀司马迁，使作谤书，流于后世。方今国祚中衰，神器不固，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，既无益盛德，复使吾党蒙其讪议。’日磾退而告人曰：‘王公其不长世乎?善人，国之纪也；制作，国之典也。灭纪废典，其能久乎?’邕遂死狱中，允悔，欲止而不及。时年六十一。搢绅诸儒莫不流涕。北海郑玄闻而叹曰：‘汉世之事，谁与正之！’兖州、陈留间皆画像而颂焉。”按，《资治通鉴》卷六十系于此月。《后汉书•蔡邕列传》卷六十下：“意气之感，士所不能忘也。流极之运，有生所共深悲也。当伯喈抱钳扭，徙幽裔，仰日月而不见照烛，临风尘而不得经过，其意岂及语平日幸全人哉！及解刑衣，窜欧越，潜舟江壑，不知其远，捷步深林，尚苦不密，但愿北首旧丘，归骸先垄，又可得乎? 董卓一旦入朝，辟书先下，分明枉结，信宿三迁。匡导既申，狂僭屡革，资《同人》之先号，得北叟之后福。属其庆者，夫岂无怀? 君子断刑，尚或为之不举，况国宪仓卒，虑不先图，矜情变容，而罚同邪党? 执政乃追怨子长谤书流后，放此为戮，未或闻之典刑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