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史记·周本纪》、《秦本纪》以为周平王东迁洛邑在平王元年，有误。

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六年》载王子朝与周敬王争夺王位，他遍告诸侯之文辞中曰：“至于幽王，天不吊周，王昏不若，用愆厥位。携王奸命，诸侯替之，而建王嗣，用迁郏鄏。”由此可见，平王迁洛邑在携王被废替以后。《国语·郑语》亦云：“及平王之末，而秦、晋、齐、楚代兴，秦景（庄）、襄于是乎取周土，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。”韦注：“定，谓迎平王，定之于洛邑。”此事发生在平王之末，据前引《古本纪年》晋文侯二十一年（前760年）杀携王，则平王东迁洛邑亦当在此年。另外，以常理而言，东迁乃大事，且西都丰镐又为周人世代基业，平王势必不能轻易放弃而东迁洛邑。其中必有不得已之理由，及较长的过程。清人朱鹤龄《尚书埠传》云：“幽王既陨，携王僭位，诸侯乃共举兵绌之，而迎立故太子宜臼。其迁洛未定何时，大抵自犬戎发难至平王东迁，必非止一两年间事。”据此定东迁为平王十一年，于史乘载记，于情理，均较为妥当。今人晃福林《论平王东迁》一文对此说重加证实，其说可从。至于平王东迁之原因，《史记·周本纪》以来计有避戎说、避秦说、投戎说等，然结合东周初年之政局而言，平王东迁之举必是多方审时度势之结果，其原因必非某一单独方面。魏源《诗古微·豳王答问》云：“方平王之初立也，外迫戎、翟之祸，而岐、丰既非所有；内畏携王之逼，而西畿亦不敢居。故始立仅依于申，继遂东迁于洛……”当时丰镐残破，西戎、秦国之势方盛，加之洛邑居天下之中，八方辐辏，“疆域……有虢国桃林之隘，以呼吸西京；有申、吕、南阳之地，以控南服。又名山大泽不以封，虎牢、崤、函俱在王略。襟山带河，晋、郑夹辅，光武创业之规模不是过也。”（顾栋高《春秋大事表·春秋列国疆域表》），平王东迁洛邑在是时形势来讲，实由多种因素造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