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闿运书示武昌存古学堂诸生作诗文法。

《湘绮府君年谱》：“时张文襄公改两湖书院为存古学堂，以救新学之弊，研究文史，令代功分教，诸生多问作诗文法者。代功不敢专对，请府君书示后学。论诗法曰：……今欲作诗，但有两派，一五言，一七言，五律则五言之别派，七律亦五律之加增。五绝七绝，乃真兴体。五言法门，乃从此权舆。既成五言一体，法门乃出。要之，苏李两派，苏诗宽和，枚乘、曹植、陆机宗之；李诗清劲，刘桢、左思、阮籍宗之。曹操、蔡淡，乃李之别派；潘岳、颜延之，苏之支流。陶、谢均出自阮。陶诗真率，谢诗超艳。自是以外，皆小名家矣。山水雕绘，未若宫体，故自宋以后，散为有句无章之作，虽似极靡，而实兴体。是古之式也。李唐既兴，陈张复起，融合苏李以为五言，李杜继之，王孟竞爽。有唐名家，乃有储高岑韦孟郊。诸作皆不失古法，自写性情，才气所溢，多在七言歌行。突过六朝，直接二曹，则宋之问、刘希夷导其法门，王维、王昌龄、高岑开其堂奥，李颀兼乎众妙，李杜极其变态，阎朝隐、顾况、卢同、刘叉推荡排阖，韩愈之所羡也。二李（贺、商隐）、温、岐、段成式雕章琢句，樊宗师之所开也。元微之赋望云儽，纵横往来，神似子美，故非乐天之所及。张王乐府，效法香山，亦雅于《新丰》、《上阳》诸篇。退之专尚诘诎，则近乎戏矣。宋人披昌，其流弊也。诗法既穷，无可生新，物极必返，始兴明派。专事摹拟，但能近体，若作五言，不能自运。不失古格而出新意，其魏（源）邓（辅纶）乎? 两君并出邵阳，殆地灵也。零陵作者，三百年来，前有船山，后有魏邓，鄙人资之，殆兼其长，比之何李、李王，譬如楚人学齐语，能为庄岳土谈耳。此诗之派别，自汉至今之雅音也。今则从容尔雅，自然同声，天下作者无复鄙音庸调，虽工拙不同，而趋向已一，斯则风会使然，不由人力矣。诗既分和劲二派，作者随其所近，自臻极诣。当其下笔，先在选词，斐然成章，然后可裁。诗者，持也，持其志无暴其气，掩其情无露其词。直舒己意，始于唐人，宋贤继之，遂成倾泻。歌行犹可粗率，五言岂容屠沽? 无如往而复之情，岂能动天地，感鬼神之听? ……乐必依声，诗必法古，自然之理也。欲己有作，必先有蓄，名篇佳制，手披口吟，非沉浸于中，必不能炳著于外。故余遇学诗人，从不劝进，以其功苦也。古人之诗尽美尽善矣，典型不远，又何加焉? 但有一戒，必不可学元遗山及湘绮楼。遗山初无功力，而欲成大家，取古人之词意而杂糅之，不古不唐，不宋不元，学之必乱。余则尽法古人之美，一一而仿之，熔铸而出之，功力未至而谬拟之，必弱必杂，则不成章矣。故诗有家数，犹书有家样，不可不知也。论文曰：诗有家数，有时代，文无家数，有时代，此论自余发之。袁枚言：唐如周八百年，则无唐宋。此谬说也。周八百年，文体三变，而无阑入秦汉者；秦二世，隋亦二世，无阑入汉、唐者。故尝譬之，文分代，犹语分乡。钱塘话不似富阳，湘潭话必非善化。相去半里，土俗殊音；但成朝代，即有风尚。九州随之转移，亿兆同于格律，岂以年数而同异乎? 诗为心声，故一人一声，然其随朝代为转移，究不能大异。唐宋悬绝，不以年也。明人复古，徒矜夸耳。其实剽唐人之皮毛，律绝略似之，五七言则不能似；至于文，更无一语似古者。故明代无文。以其风尚在制艺，相去辽绝也。茅鹿门始以时文为古文，因取唐宋文之似时文者为八家，方苞等从而张之，于是有古文之说。古文制艺混而为一，乃与昔文大异；然其为八股腔，一也。八股可辨时代，古文则八家、茅、方颇难区别，此犹学京腔者，有时甚似。由退之起八代之衰，而创八股之腔，退之不似唐人，故宋明清人得以退之论文。唯古文有家数，可摹仿；而诗则不能也。明何李律诗，钱王绝句，亦间可混入唐人，以短篇易学耳。作五言，开口便现本相矣。余与诸同志倡学晋宋诗，颇比七子，多说几句，即骎骎入古矣。至于文力追班马，极其工力，仅得似《明史》，心甚耻之。及作《湘军志》，乃脱离时代矣。以数十年苦心孤诣，仅仅得免为明文，若学八家，数月可似。学话易，自运难，故不甚劝人学文，恐误人抛心力也。不如学诗，离去时代，专讲家数，成家即上跻其代矣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