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后汉书·张奋传》

后汉书
原文：
    （张）奋少好学，节俭行义，常分损租奉，赡恤宗亲，虽至倾匮，而施与不怠。十七年，儋耳降附，奋来朝上寿，引见宣平殿，应对合旨，显宗异其才，以为侍祠侯。建初元年，拜左中郎将，转五官中郎将，迁长水校尉。七年，为将作大匠，章和元年，免。永元元年，复拜城门校尉。四年，迁长乐卫尉。明年，代桓郁为太常。六年，代刘方为司空。
    时岁灾旱，祈雨不应，乃上表曰：“比年不登，人用饥匮，今复久旱，秋稼未立，阳气垂尽，岁月迫促。夫国以民为本，民以谷为命，政之急务，忧之重者也。臣蒙恩尤深，受职过任，夙夜忧惧，章奏不能叙心，愿对中常侍疏奏。”即时引见，复口陈时政之宜。明日，和帝召太尉、司徒幸洛阳狱，录囚徒，收洛阳令陈歆，即大雨三日。
奋在位清白，无它异绩。九年，以病罢。在家上疏曰：“圣人所美，政道至要，本在礼乐。《五经》同归，而礼乐之用尤急。孔子曰：‘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；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’又曰：‘揖让而化天下者，礼乐之谓也。’先王之道，礼乐可谓盛矣。孔子谓子夏曰：‘礼以修外，乐以制内，丘已矣夫！’又曰：‘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；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厝其手足。’臣以为汉当制作礼乐，是以先帝圣德，数下诏书，愍伤崩缺，而众儒不达，议多驳异。臣累世台辅，而大典未定，私窃惟忧，不忘寝食。臣犬马齿尽，诚冀先死见礼乐之定。”十三年，更召拜太常。复上疏曰：“汉当改作礼乐，图书著明。王者化定制礼，功成作乐。谨条礼乐异议三事，愿下有司，以时考定。昔者孝武皇帝、光武皇帝封禅告成，而礼乐不定，事不相副。先帝已诏曹褒，今陛下但奉而成之，犹周公斟酌文武之道，非自为制，诚无所疑。久执谦谦，令大汉之业不以时成，非所以章显祖宗功德，建太平之基，为后世法。”帝虽善之，犹未施行。其冬，复以病罢。明年，卒于家。
（选自《后汉书·张曹郑列传》）

译文：
    张奋年少好学，生活节俭施行仁义，常常拿出部分租奉，赡养抚恤宗族亲属，即使到了匮乏的地步，也不停止施与。十七年，儋耳投降归附，张奋到朝廷来祝贺，被带到宣平殿拜见皇帝，应对符合皇帝心意，显宗觉得他才能突出，让他担任侍祠侯。建初元年，授予左中郎将，调任五宫中郎将，迁升为长水校尉。七年，担任将作大匠，章和元年，被免职。永元元年，再次授予城门校尉。四年，升迁为长乐卫尉。第二年，代替桓郁任太常。六年，代替刘方任司空。
    当时正遇旱灾，求雨不下，于是张奋上表说：“连年歉收，人民饥饿财用缺乏，如今又长期干旱，秋种不成，阳气将尽，时间紧迫。国家以百姓为根本，百姓以粮食为生命，这是最紧迫的政务，最重的忧患。我深受皇恩，担任的职务超过了我的能力，因而日夜担心害怕，奏章不能表明我的心意，希望能让我面对中常侍一条条陈述。”张奋马上受到引见，再次口述当时应该办的政务。第二天，和帝召太尉、司徒一起驾临洛阳监狱，审查记录囚徒的罪状，收捕洛阳令陈歆，随即下了三天大雨。
张奋在位清正廉洁，没有其它特殊的功绩。九年，因病罢官。他在家中上疏说：“圣人所赞美的事，为政之道最重要，其根本在于礼乐。《五经》主旨相同，而礼乐的功用尤其急需要发挥出来。孔子说：‘让国家百姓安定太平，没有比礼更好的方法；移风易俗，没有比乐更好的方法。’又说：‘所谓揖让而教化天下，就是指的以礼乐治天下。’先王为政，礼乐可以算是很兴盛了。孔子对子夏说：‘如能用礼修饰外在行为，用乐陶冶心性情操，我就满足了!，’又说：‘礼乐不兴起，那么刑罚就不会适度；刑罚不适度，百姓就会不知如何行动。’我认为汉应当制定礼乐，因此先帝圣明，多次下诏，感伤于礼乐的损坏残破，可是众儒生不通达，奏议之中有很多异议。我家几世为朝廷台臣宰辅，而大典未确定，我对此十分忧虑，寝食时也不忘此事。我已年老将死，真诚希望能在死前见到礼乐确定下来。”十三年，和帝重又召拜他为太常。张奋又上疏说：“汉应当改制礼乐，用图画和文字明确下来。作为君王教化稳定后制作礼仪，功绩成就后制作音乐。我谨慎地列出三条关于礼乐的不同意见，希望交给有关部门，在规定时间加以考察审定。从前孝武皇帝、光武皇帝封禅时告诉上天大功告成，可是礼乐没有修定，这种行为（和应有的礼法）是不相符合的。先帝已下诏曹褒，（让他修订礼制），如今您只管奉行完成它，如同周公采取文王武王的为政方式，不是自己所制定的，确实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。（如果）长久保持谦逊的姿态（不改制礼乐），使大汉宏业不能因此当下有成就，就无法用来彰显祖宗的功德，建立起太平盛世的基业，成为后人效法的榜样。“”皇帝虽然认为他说得好，但还是没有实施行动。这年冬天，张奋又因病罢官。第二年，死在家中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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